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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啥中国能远超印度?一场牵涉5亿人的运动奠定崛起的基础
发布时间:2019-10-26 15:48:47 来源:未知 阅读量:1827

在美国版的智胡魁拉上,有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发展速度会远远超过印度?

一名网民的回答受到高度赞扬:

1949年,中国的起点很低。当时,中国的各种人力和经济指标相对较低,甚至低于撒哈拉和南非之间一些非洲国家的平均水平。

那时,印度的铁路是中国的三倍。印度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比中国人长5到6岁。印度的主要工业产出,如钢铁、化肥、煤炭、水泥和电力,远远超过中国。

半个多世纪以来,是什么使中国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发展?

关键在于中国一直在为之奋斗而印度却忽略了一件事——全民扫盲运动。

与新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相比,“扫盲”可以说是知识和文化领域的“消除贫困”,其成就同样突出。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有5.5亿人,其中80%是文盲。从1949年到1969年,在短短20年间,新中国通过四次大规模扫盲运动“消灭”了1亿文盲。到2000年,中国的文盲率下降到6.72%。这是人类文化和教育史上的奇迹。

扫盲运动有多重要?新中国在识字方面的巨大成就是如何产生的?今天Ku叔叔会谈到它。

文|黄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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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80%是文盲。他们如何变得富有和强大?

新中国成立之初,它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为了对付外国侵略、封建剥削、财阀垄断和内外战争所造成的“混乱”,可以说一切都需要做。

为了发展经济和国力,最重要的是依靠人民。然而,新中国面临的残酷现实是:

在全国5.5亿人口中,有4亿人是文盲,文盲率高达80%。在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村地区,文盲率超过95%。与此同时,全国学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仅为20%,初中入学率仅为6%。

“文盲”有许多具体的含义。在我国的统计数据中,“文盲和半文盲”是指15岁或15岁以上,不能读写少于1500封信,不能阅读通俗书籍和报纸,也不能写笔记的人。

一个充满文盲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强国的梦想?

(图为当年山西省芮城县东岩村负责扫盲工作的干部赵鹏飞)

为了清除阻碍共和国发展的“路障”,扫盲很快被列入议程。

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确定了逐步改革旧教育的方针和步骤,以及发展新教育的方向。提出教育要为国家建设服务,普及要与提高相结合,长期以普及为主。

1950年,毛泽东在《人民教育》创刊号中写道,“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同年9月20日,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研究扫盲问题,提出“开展扫盲教育,逐步减少文盲”会后,在全国发起了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扫盲运动,并开始在全国组织“扫盲班”。当时,尽管迫切需要学习文化,但恢复工农业生产同样重要。因此,城市和工厂的扫盲班大多在晚上举行,而农村地区的扫盲班大多在冬季淡季举行,也称为“冬季学习”。

(这张照片是1950年12月浙江省杭州县新华社记者王春德拿着课本去“冬季学习”时拍的)

然而,仅仅设立扫盲班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方法——如何教学,使人们能够尽快摆脱文盲?

你知道,我国的识字标准是知道1500-2000个常用汉字,并且能够简单地书写。这对许多以前一个字都不知道的人来说并不容易。

2“军事”政变改为“民事”

1952年8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25周年纪念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运动会比赛场地举行。出现了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景象:

(新华社记者岳国芳照片)

起跑线上的运动员做蹲姿,但是他们没有准备开始,而是蹲下来,把纸板放在膝盖上写字。事实证明,这场比赛的开始规则是:不要听起跑枪的声音,但是谁先写下规定的单词,谁就可以开始比赛。

如果你不识字,那么你真的“在起跑线上输了”

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轰轰烈烈的全民扫盲运动的真实写照。

扫盲教育方法的突破来自基层部队。

齐建华,1948年毕业于中原军政大学,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的文化军官。那时,大多数人民军队来自劳苦大众,其中许多人是文盲,因为他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齐建华的任务是教他们阅读。早在1949年1月,刚刚毕业的齐建华就开始探索识字教学方法。起初,他采用了“三到五种教学方法”——也就是说,每天教三到五个新单词,这种方法似乎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稳步前进。然而,事实上,仅仅因为死记硬背,对于起点低甚至为零的士兵来说,他们不仅不感兴趣,不愿意学习,而且常常“瞎子和熊打破了玉米”,记忆和遗忘,实际的学习进度非常缓慢。

齐建华很快在实践中发现了这个问题。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认真思考和思考他学习文化的经历。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齐建华通过查字典“不学别人”学习了更多的汉字。受自身经历的启发,齐建华开创了一种“快速识字法”,先教士兵拼音字母,再教他们拼音字母的规则,然后集中教大量常用汉字和拼音字母,带领士兵们突然拼读认写。

齐建华是个实干家。他很快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并将其应用于实践教学。这个测试,效果拉组!你每天可以学习1200个汉字,在大约150个小时的教学时间内,你可以达到阅读1500-2000个以前无法达到的汉字的目标,从而达到识字的目的。

(照片由新华社记者岳国芳于1952年8月拍摄,军队后方的士兵通过前方后方的音标行进)

葡萄酒的香气不怕深巷。齐建华有效的“快速识字法”很快引起了他的军队领导人的注意,并迅速传播到整个西南军区。此后,这种教学方法在贵州军区、中南军区等许多军区进行了试验和推广,取得了同样显著的效果。“军事”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功。

1951年6月,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通知齐建华到北京报到。同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军事宣传教育文化工作会议上亲自向大家介绍了齐建华,肯定了他发明快速识字法的功绩。

11月29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快速识字教学过程概述》的文章,详细介绍了齐建华发明的快速识字法,帮助士兵在短时间内识字。次年4月23日,政府委员会(后来的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了齐建华一张奖状。三天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快速扫盲法的广泛推广》的社论,呼吁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快速扫盲法》来促进扫盲运动。从那以后,八一电影制片厂也把齐建华的快速识字法作为教学电影的参考。

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在各地区开展《快速扫盲法》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指出:“在全国广大工农群众中开展《快速扫盲法》,有计划、有步骤地扫除文盲,是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9月6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关于在劳动者中实施〈快速扫盲法〉的指示》,开展扫盲运动。

1952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成立中央扫盲委员会的决议,任命朱图南为主席,李昌为党委书记,任命《快速扫盲法》的制定者齐建华为副主席,任命林汉达为副主席。

(图为齐建华通过语音字母教授识字)

因此,快速识字的方法逐渐从“军事”扩展到“民事”。当时,全国各地的工厂和村庄掀起了使用快速识字法的高潮。

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扫盲的具体措施可以说是巧妙的。上述军队跑步比赛的开始是扫盲运动高潮中“魔术”的代表。不仅在军队里,工厂里还有“工场学校”,煤矿里有“坑口学习小组”,农村里有“地方学习小组”,妇女的“炕学习小组”等等。

借助拼音快速识字法推动的识字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到1953年,近100万工人和308万农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扫除了文盲。此外,许多从"扫盲班"毕业的学生去业余学校深造,从"文盲"变成了"扫盲教师"。

然而,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就背后,隐藏的担忧也逐渐显现。

事实上,军队中“无敌”快速识字法转为“民用”时,其“兼容性”仍存在许多问题。在实践过程中,这些问题开始出现。

其中,最突出的是“学生”的“不均衡”学习效果。普通人,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年龄差别很大。从小孩到老人,他们的学习能力无处不在。年轻人学得很快。老年人不仅学习缓慢,而且容易忘记。这显然不同于由中青年官兵主导的军事环境。

当地也缺乏像军队一样丰富的扫盲教师资源。在一些地方试点项目中,我们仍然可以依靠物资和物流的集中供应,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一旦它被广泛推广并局限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就很难保证资源的供应,这大大降低了效果。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规定的识字目标,一些学生无法应对精神压力,甚至出现严重的精神障碍事故。

伟大的成就,明显的问题,我下一步该怎么办?

30多年来,数亿文盲被“消灭”

这些问题很快引起了中央政府的注意。决策者首先调整了扫盲计划,新中国第一次扫盲运动的高潮也随之减少。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扫盲运动的结束。相反,它是为更高的识字水平增强力量。关键是找到合适的教学方法。

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从农村的实际经验出发,把教学方法和广大农村的实际情况科学地结合起来。

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是山东东南部一个只有300多个家庭的小山村。解放初期,村子里只有九个人识字。农业合作期间,高家柳沟村还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按厘米分布。然而,这个看似简单的厘米绊倒了村民。

因为几乎整个村子都是文盲,所以村里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来记录厘米。当遇到人名、地名和工具时,他常常记不下来。有些人做标记,有些人只是用他们的头写下来。账单结算后,他们经常会感到困惑。就因为这个簿记问题,村合作社几乎做不到。

面对现实中的迫切问题,村团支部制定了对策。他们建议村里的年轻人应该首先学习识字和文化,并为工人保留储备资源。团支部成立了一个录音班,划分学习小组,并聘请高中毕业生担任教师。

[注:“高中毕业生”中的“高中”一词一般指五年级或六年级,即高级小学。】

该课程的教学内容很有特色,紧密结合了“培训工人”、教名、地名、农活、农具、牲畜等相关词汇。这种“学会做什么”的方法使高家柳沟村的村民进步很快。经过两个半月的学习,村里115名年轻人相继参加了学习班,19名成为工人,92名能够写下自己的工作记录。

(图为86岁的闫汝祥,20岁时参加高家柳沟村记录班:中国青年网)

高家柳沟村的成功经验被写成《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团支部开设录音班的经验》,发表在《互助合作交流》杂志上。

1955年9月,读完这篇文章后,毛泽东非常高兴,立即在文章中给出了很多说明。他认为,在当时我国学龄儿童入学率低、成人文盲占多数的情况下,“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团支部做了创造性的工作”。他称赞村团支部组织以高中毕业生为教师、合作社为单位的写作班的识字经验,指出“这一经验应当普遍落实”,主张各级党政机关支持团委领导这项工作。

他还深入思考了具体的实施计划,并提出扫盲教育应分为“两步”。他应该首先学习合作社需要的200或300个单词来记录与工人相关的人名和地名,然后学习更多的常用单词和词汇。编写相应教材的第一步是因地制宜,根据各合作社和各县的实际情况进行编写。没有统一的要求。高级通用教材由省(市、区)教育主管部门统一编写。

(图为当年毛泽东书法的《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团支部创纪录工作班的经验:中国青年网》)

(图为当年高家柳沟村团支部编写的《地方识字课本》的来源:中国青年网)

因此,在“民间”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全国扫盲运动再次达到高潮。

从普通人身边最实际的事情开始,一个人可以学会“随便”阅读,边做边学,边用边学。学生对识字学习的兴趣和效率得到了显著提高。

(照片由贾华民拍摄于1955年,当时辽宁省抚县沙沱村扫盲班结合物理扫盲教学)

人们也创造了许多好的教学形式。当时,工矿企业采取“长班与短班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兼职与兼职相结合、自学与指导相结合”的形式。在农村,他们采取了“余暇多学,余暇少学,余暇多学,放学后复学”等形式,达到了“人人找到学习方法有多方便多好”的目标安排活茬挤时间,尽可能多学点东西”,“看东西读”,“看话问话,看人问人,到处都是教室,一片读书声”。

高家刘沟村让学习能力强的年轻人先学会读写的经验也得到推广。这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当时的扫盲教育中,教育孩子的往往不是父母,而是“教老子的儿子”——能够快速阅读的年轻人,而成年人却有一半时间不能阅读。

(照片摄于1960年,新华社记者吴春,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穆斯塔法人民公社第二大队小学生的帮助下,在野外学习文化。)

这是旧社会积累的特殊教育现实时代的产物。这也可能是人类文化和教育史上非常罕见的现象。他以人为本,以能人为本,提倡“克罗斯先生”和“白子先生”。在文化层面,“先富后富”。这为当时教师资源严重短缺的问题找到了出路,而这一问题又局限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条件。

贴近民生的教学方法和全民学习的氛围使得这一轮新的扫盲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截至1957年上半年,高晓河已有2200万人识字,160万人达到初中毕业教育水平。

(图为当年“扫盲证书”的来源:沈阳日报历史馆)

从1949年到1969年,中国先后开展了四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积累了经验,吸取了教训,形成了更加科学有效的计划,扫盲教学日趋成熟。

其中,汉字的简化和汉语拼音的创造有助于识字和文化的普及。新中国实际采用的汉字简化方案是在1956年确定和颁布的,而汉语拼音方案是在1958年颁布的。

简体字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识字教育的效率,有效地解决了当时学生在识字工作中经常“失明”的长期问题。这可以说是齐建华当年拼音教学计划的“高级版本”,成为了最近两次扫盲运动的核心。使用音标,学生在大约100个小时的教学后可以达到识字标准。与此同时,对于许多原本没有汉字或汉字系统不完善的少数民族来说,拼音已经成为帮助他们创造和提高汉字的关键,从而找到了解决这一识字困难的方法。

新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四次扫盲运动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在1964年开始的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中,还对公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全面调查。结果表明,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从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52%。新中国成立十年来,1亿多成年人摘掉了文盲帽子。

识字:只是连续的,不完整的

回顾那一年的扫盲运动,虽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应该指出,该国文盲的绝对人数仍然很大。然而,要消灭剩下的文盲就更难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体育素养可以说是快速扫除文盲、为共和国建设提供大量可用人才的最有效、最快的途径。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环境的变化,盲症治愈率高、治标不治本的问题日益突出。

与此同时,从世界到中国,“文盲”的定义标准也在发生重大变化。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功能性识字”的概念开始在世界各地传播,主张识字教育不仅应与基本常识相关,还应与职业培训、提高生产力、更积极地参与公民生活和更好地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相关联,从简单的识字教育扩展到更广泛的教育内容。中国也认识到了这一趋势。

因此,旧的识字方法已逐渐变得不可持续,新时期需要扫盲教育的变革。

新中国成立初期文盲人数众多的根本原因是历史上的“债务违约”——大多数人在学龄时没有或几乎没有受过教育,成年后自然成为文盲。因此,识字要“治标”和“治本”。扫盲的根源最终取决于基础教育的发展。

在大力开展扫盲运动的同时,新中国还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建设基础教育体系,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然而,改革开放后,义务基础教育的普及走上了快车道。

1985年5月,党中央发布教育体制改革决定,提出逐步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随着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颁布,中小学教育经费增加,办学条件得到改善。到2008年秋季,义务教育的学费和杂费将完全免除。同时,著名的“希望工程”(Hope Project)和“春蕾计划”(Spring Bud Plan)动员全社会帮助辍学者重返校园,提高基础教育的覆盖面。

(图为1991年4月,安徽省金寨县凌涛镇三河中心学校,小学生苏明娟正在认真听课,老师是谢海龙。这张著名的照片几乎成了“希望工程”的象征。)

义务教育机制的建立、发展、普及和完善阻碍了新文盲的出现。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明确提出了“本世纪末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事实上,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据统计,到新中国成立45周年时,全国已消灭文盲近2亿人,文盲率1990年降至15.88%,但当时全国文盲总数仍为1.8亿人,同期(1990年)世界文盲总数为9.48亿人,这意味着世界上每五个文盲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面对艰巨的任务,中国没有让人们失望。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文盲人数下降到8500万,文盲率下降到6.72%。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世界宣布,已经全面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任务。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学与教”、“无课教学”的教育理想已经成为现实。到2010年,中国文盲人口进一步下降到5465万,文盲率为4.08%。中国现在是世界上识字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是中国在文化和教育领域对世界的巨大贡献!

(这张照片是由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拍摄的,新华社是中国一所农村小学的教室。)

新中国实现全面扫盲的过程也是建立完整现代教育体系的过程。

迄今为止,中国彻底改变了教育基础薄弱、整体落后的局面,教育观呈现出新的面貌。2018年,中国小学适龄儿童净入学率将达到99.95%,学前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81.7%,高中毛入学率将达到88.8%,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48.1%,达到或超过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平均接受了10.6年的教育。接受高等教育的新增工人比例超过48%,平均为13.6年或以上,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新中国的扫盲进程也伴随着妇女解放和平等权利。

在漫长的旧社会,妇女的地位很低,教育甚至更不可能。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妇女文盲率超过90%,女童入学率仅为20%。20世纪50年代的扫盲运动帮助全国1600万妇女识字。新中国成立45年来,全国有1.1亿妇女识字,到1993年,女性文盲率下降到30%。

在普及义务教育的过程中,各地积极制定政策,鼓励女童入学,实现男女入学机会平等。特别是自1990年代以来,女童入学率大幅上升。从1990年到2002年,有5040万人识字,其中62%是妇女。到2000年,中国妇女的文盲率下降到4.21%,成绩比男子更突出。

(新华社记者陈志平1952年在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由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妇女扫盲小组拍摄)

世纪之交,新中国的扫盲工作完成了基本任务。那么,“识字”只是一段应该被我们今天遗忘和回忆的历史吗?

当然不会。“识字”不仅给每一个中国人带来了基础知识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也带来了教育大众化和终身学习的理念。

“文盲”的定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识字标准不是永恒的识字标准。今天的时代日新月异,尤其是最近几年,如果你一周没有获得新知识,你可能无法跟上别人的节奏,甚至无法理解别人在说什么。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新文盲”。

事实上,在重新定义新世纪的文盲标准时,联合国已经将承认现代社会符号和使用计算机进行学习、交流和管理包括在内。如果一个人不能继续学习和进步,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一个受过教育和“知识渊博”的人也会变成“文盲”。这意味着教育,特别是广义上的“扫盲”教育,将是伴随社会发展的一项长期任务。

从这个意义上说,扫盲工作也可以说是“只在进行中,没有完成”。教育和学习应该是国家、社会和个人的“终身”事业。这可能是新中国长期“扫盲”过程积累的巨大财富。

参考:

1.新华社微型纪录片《国家专辑,不能少》

2.纪录片《梦想的一个世纪:中国义务教育的一个世纪》中国教育电视台第16集《扫除文盲》

3.纪录片《腾飞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第五集《20世纪50年代的扫盲运动》凤凰网

4.毛泽东翻转了多少次“人民文化”?“四次扫盲部署”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5.叶坚:“中国扫盲教育转型研究——从工具性扫盲教育到发展性扫盲教育。”西南大学博士论文

6.中国扫盲教育研究组:《中国扫盲教育》和《教育研究》第6期,1997年

7.易顺:“从扫盲到加强教育”中国纪检监察报告

8.王珊珊:“共青团记忆|毛主席称赞共青团是一个“识字深度收费”共青团新闻联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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